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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盲人恩師
撰文：李家同
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雷格教授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博士，現在是密里蘇打大學的計算機科學講座教授，他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盲人，對外界任何的亮光，都已沒有反應，經年生活在黑暗之中。可是我的老板 (我們唸博士學位時，都將指導教授稱之為老板)，卻又是一位非常溫和，而且性情平和的人，見過他的人，都會發現他從未對他的失明而有任何自怨自艾，更沒有因此而脾氣不好。
其實做一個盲人，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兩年以前我的老板來清華，住進我們的招待所，我必需牽著他到處摸索，使他知道馬桶在那裡，洗臉盆在那裡，肥皂在那裡，冷氣機如何開關，早上吃飯的地方如何走等等。我後來問他如果他住進一家旅舍沒有人指點他，他如何知道這些，他說通常人家看到他是瞎子，都會設法帶他摸一遍，如果無人帶領，他差不多要花上一個小時才能搞清楚東南西北。
大家一定好奇，我的老板是怎樣唸書的﹖
在上課的時侯，他和同學一樣地坐在下面，老師知道他是瞎子，因此在黑板上寫的時侯，一概特別為他講得比較清楚一點，如果在黑板上劃了圖，更加要特別描述一番。如果他當時不懂，據他說只要下課以後同學們一定都樂於幫忙。
考試只好用口試，他說每位老師都為他而舉行個別的口試，因為他唸的是數學，人家一下子就知道他的思路是否合乎邏輯，口試並非難事。
如何看書呢﹖我的老板完全靠聽錄音帶，美國有一個盲人錄音服務社的非營利性組織，任何盲人要唸那一本書，這個組織就找人替他唸，義工奇多無比，大多數義工要等很久才輪到他唸一本書。可是內行人都知道，現在做研究，最重要的還是要看論文，我老板在麻省理工學院唸博士的時侯，就常常貼出佈告，說他要看那一篇論文，希望有人替他唸，當時麻省理工學院的計算機研究生，幾乎都替他唸過，現在在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書的劉炯朗教授，就替他唸過。研究生唸論文，除了出於愛心以外，還有一個原因。等於自已也唸了一篇論文。
美國曾經通過一個聯邦法案，規定這一類錄音帶和書的郵寄，一概免貼郵票，否則我想他不可能唸到這麼多的書。
懂得計算機科學的人，一定更會好奇地想知道盲人如何寫計算機程式﹖如何從程式中尋找錯誤﹖
我老板唸書是三十年前的事，當時計算機沒有任何一樣替盲人著想的設備，因此他寫好了程式(用點字機寫)，就唸給一位同學聽，總有人肯替他打成卡片，然後替他送給計算機中心。他拿到計算機印出來的結果，又要找一位同學唸給他聽，他只好根據聽到的結果，決定要如何改，也總有同學肯接受他的卡片，而替他改幾張卡片。
最近美國已有不少替盲人設計的終端機，盲人要修改程式，據說一點問題也沒有，我的老板說密里蘇打大學有很多位盲人學生，其中不少都是學理工的，全部都要用計算機的終端機。
我老板一直認為盲人應該和平常人一樣地生活，社會不該歧視盲人，可是也不該對盲人過份地大驚小怪。兩年以前，我陪我老板到桃園機場搭機回美國，機場的華航辦事員發現他是盲人，大為緊張，問他在洛杉磯有沒有人接，因為他在洛杉磯機場要轉飛機，我老板說沒有人接，華航因此堅持不肯讓他上機，他們說他們不敢負這個責任，最後還是由我出面，由我老板簽了一份文件，保證不會告華航，華航才肯讓他上機。
事後我老板告訴我，他常搭乘飛機去旅行，從來沒有碰到這種事，他說英國機場對盲人招待最好，他們一看到有盲人，會立刻請他到貴賓室去，而且會有人帶他去登機，華航雖然關心他的安全，都沒有派人帶路，大概他們知道自己不會被告，也就不管這位盲人的安全了。
我老板說他什麼交通工具都用過，從來沒有人接，火車、地下鐵等等他都一個人坐，從來沒有人拒絕他上去，在他看來，這種所謂的關懷，其實根本是岐視。
我們中國人喜將盲人講得可憐兮兮的，我曾在台灣聽過一個來自香港的盲人青年合唱團演唱，演唱中一再強調他們都是中國內亂的犧牲品，所唱的歌也都是天倫淚之類的歌，真是賺人熱淚。
可是我去了美國，碰到了我的老板，以後又碰到了若干盲人學者，才發現盲洋人從不爭取同情，他們努力地和我們這些人一齊生活，不到必不得已絕不讓人感到他們是盲人，也無怪洋盲人在學術上有傑出表現者多矣。
像蘇聯的龐屈耳根博士，就是一個例子，這位蘇聯的數學家，在控制理論上的貢獻，可以說是到了永垂不朽的地步，他從小就瞎了，上課時帶了媽媽去，就靠他媽媽將黑板上的符號、圖等等解釋給他聽，其實他媽媽根本不懂數學，有時候大概都講錯了，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，曾見到這位大師演講，他大概是用俄文演講，替他翻譯的是一位波蘭的教授，此公其壞無比，平時對我們同學甚為嚴格，是一位不受同學歡迎的教授，那他大概翻譯得不太對，被那位大師用英文臭罵，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那位盲人大師的威風。
我還認識一位盲人，此人生下來就是瞎子，後來成了數學博士，和我是同行，有一次我們同行開會，他應邀在晚間的宴會上致詞，大家以為他還會談些學問，不料他大談和芝加哥黑道賭撲克的經驗，試想和黑道賭錢已是有趣的事，而他又是瞎子，所有亮出來的牌全靠人家告訴他，他自已暗的牌是什麼，也靠黑道上的人告訴他，他一口咬定黑道賭博其實並沒有騙局，其理由是他同時和誠實的朋友賭，發現兩者平均輸贏一樣，因此他和芝加哥那批黑道上的人賭了好幾年。
為什麼他後來洗手不幹呢？說來有趣，他有一次輕鬆地埋怨一句，說他有一位賭友不夠意思，賭輸了郤遲遲不還他錢，和他賭錢的道上人物立刻拍胸膛，保證替他將錢要回來，我的盲人朋友聽了以後，再也不敢和這些太講義氣的傢伙來往了。
現在看看我們國家是怎麼一回事﹖我發現我們整個社會都低估了殘障者的能力，因此如果孩子是個盲人，父母認為他如學到了一種謀生的技藝，已經是謝天謝地，我們負責這方面教育的啟聰啟明學校，也作如此想，所以唸了啟明啟聰學校的盲人學生，是不可能以後唸台大電機系或是台大資訊系的。
如果我們要改革，要從觀念改起，我們一定要使失明的年輕人能進入建中，或是一女中，和一般同學一齊生活，學一樣的課程，將來一樣地進入大學，和我們一樣地拿到學位。
可惜我們社會上有一批人真死腦筋，只要一點點小小的身體上的缺陷，常常就不能進入某種職業，比方說有一些師範學院拒收有色盲的人，理由是小學老師要帶小孩子過馬路，如果色盲，如何辨認紅綠燈？這種想法，使我國的殘障同胞吃了大虧。
我希望以後整個社會知道，事實証明盲人可以和我們一樣地唸大學，先進國家大學裡盲人比比皆是，也可以拿到博士學位，更可以在事業上做得很成功，我們不該設了很多障礙，使他們根本就進不了中學，更何況大學了，可是一方面我們要掃除這些障礙，一方面郤又不對殘障同胞太過於同情，因為太過於同情，事實上等於歧視，我們應該儘量鼓勵他們自行解決他們的問題，也只有這樣做，我們才是真正地幫助了殘障同學。
我過去在美國工作的地方，有一個替我們畫圖的部門，有一次我發現這個部門似乎比前安靜了好多，所有的工作人員都不開口講話，而用手語交談，一問之下，才知道他們來了一位聾子的畫圖員，大家就決定學習手語，久而久之養成了習慣，大家都用手語交談了，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，充份表示一個團體應該如何接納一位殘障同胞。
有一次我在紐西蘭街上看到了一位盲人，我好意問他，要不要我幫忙他過馬路，他笑笑說不必，然後他說聽你的口音，你是外鄉人，如果要找路，可以問他，我當時在找某一路公車，就乘機問他到那裡去找，在他的指點之下，順利地找到了。
我希望我們的小學，國中、高中以至於大學能夠毫無保留地接受盲人學生，使他們能像普通同學們一樣地接受教育，我也希望，我國的政府機關，不僅不要對殘障同胞的求職設限，而且要定下榜樣，主動地僱用殘障同胞。至於盲胞在工作以及學習環境中所可能遭遇的問題，政府不必擔心，因為我們應該有信心，那個環境中自然會有善心的人幫助他們解決問題，過度關心其實也是一種歧視。
撰文：李家同
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雷格教授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博士，現在是密里蘇打大學的計算機科學講座教授，他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盲人，對外界任何的亮光，都已沒有反應，經年生活在黑暗之中。可是我的老板 (我們唸博士學位時，都將指導教授稱之為老板)，卻又是一位非常溫和，而且性情平和的人，見過他的人，都會發現他從未對他的失明而有任何自怨自艾，更沒有因此而脾氣不好。
其實做一個盲人，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兩年以前我的老板來清華，住進我們的招待所，我必需牽著他到處摸索，使他知道馬桶在那裡，洗臉盆在那裡，肥皂在那裡，冷氣機如何開關，早上吃飯的地方如何走等等。我後來問他如果他住進一家旅舍沒有人指點他，他如何知道這些，他說通常人家看到他是瞎子，都會設法帶他摸一遍，如果無人帶領，他差不多要花上一個小時才能搞清楚東南西北。
大家一定好奇，我的老板是怎樣唸書的﹖
在上課的時侯，他和同學一樣地坐在下面，老師知道他是瞎子，因此在黑板上寫的時侯，一概特別為他講得比較清楚一點，如果在黑板上劃了圖，更加要特別描述一番。如果他當時不懂，據他說只要下課以後同學們一定都樂於幫忙。
考試只好用口試，他說每位老師都為他而舉行個別的口試，因為他唸的是數學，人家一下子就知道他的思路是否合乎邏輯，口試並非難事。
如何看書呢﹖我的老板完全靠聽錄音帶，美國有一個盲人錄音服務社的非營利性組織，任何盲人要唸那一本書，這個組織就找人替他唸，義工奇多無比，大多數義工要等很久才輪到他唸一本書。可是內行人都知道，現在做研究，最重要的還是要看論文，我老板在麻省理工學院唸博士的時侯，就常常貼出佈告，說他要看那一篇論文，希望有人替他唸，當時麻省理工學院的計算機研究生，幾乎都替他唸過，現在在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書的劉炯朗教授，就替他唸過。研究生唸論文，除了出於愛心以外，還有一個原因。等於自已也唸了一篇論文。
美國曾經通過一個聯邦法案，規定這一類錄音帶和書的郵寄，一概免貼郵票，否則我想他不可能唸到這麼多的書。
懂得計算機科學的人，一定更會好奇地想知道盲人如何寫計算機程式﹖如何從程式中尋找錯誤﹖
我老板唸書是三十年前的事，當時計算機沒有任何一樣替盲人著想的設備，因此他寫好了程式(用點字機寫)，就唸給一位同學聽，總有人肯替他打成卡片，然後替他送給計算機中心。他拿到計算機印出來的結果，又要找一位同學唸給他聽，他只好根據聽到的結果，決定要如何改，也總有同學肯接受他的卡片，而替他改幾張卡片。
最近美國已有不少替盲人設計的終端機，盲人要修改程式，據說一點問題也沒有，我的老板說密里蘇打大學有很多位盲人學生，其中不少都是學理工的，全部都要用計算機的終端機。
我老板一直認為盲人應該和平常人一樣地生活，社會不該歧視盲人，可是也不該對盲人過份地大驚小怪。兩年以前，我陪我老板到桃園機場搭機回美國，機場的華航辦事員發現他是盲人，大為緊張，問他在洛杉磯有沒有人接，因為他在洛杉磯機場要轉飛機，我老板說沒有人接，華航因此堅持不肯讓他上機，他們說他們不敢負這個責任，最後還是由我出面，由我老板簽了一份文件，保證不會告華航，華航才肯讓他上機。
事後我老板告訴我，他常搭乘飛機去旅行，從來沒有碰到這種事，他說英國機場對盲人招待最好，他們一看到有盲人，會立刻請他到貴賓室去，而且會有人帶他去登機，華航雖然關心他的安全，都沒有派人帶路，大概他們知道自己不會被告，也就不管這位盲人的安全了。
我老板說他什麼交通工具都用過，從來沒有人接，火車、地下鐵等等他都一個人坐，從來沒有人拒絕他上去，在他看來，這種所謂的關懷，其實根本是岐視。
我們中國人喜將盲人講得可憐兮兮的，我曾在台灣聽過一個來自香港的盲人青年合唱團演唱，演唱中一再強調他們都是中國內亂的犧牲品，所唱的歌也都是天倫淚之類的歌，真是賺人熱淚。
可是我去了美國，碰到了我的老板，以後又碰到了若干盲人學者，才發現盲洋人從不爭取同情，他們努力地和我們這些人一齊生活，不到必不得已絕不讓人感到他們是盲人，也無怪洋盲人在學術上有傑出表現者多矣。
像蘇聯的龐屈耳根博士，就是一個例子，這位蘇聯的數學家，在控制理論上的貢獻，可以說是到了永垂不朽的地步，他從小就瞎了，上課時帶了媽媽去，就靠他媽媽將黑板上的符號、圖等等解釋給他聽，其實他媽媽根本不懂數學，有時候大概都講錯了，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，曾見到這位大師演講，他大概是用俄文演講，替他翻譯的是一位波蘭的教授，此公其壞無比，平時對我們同學甚為嚴格，是一位不受同學歡迎的教授，那他大概翻譯得不太對，被那位大師用英文臭罵，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那位盲人大師的威風。
我還認識一位盲人，此人生下來就是瞎子，後來成了數學博士，和我是同行，有一次我們同行開會，他應邀在晚間的宴會上致詞，大家以為他還會談些學問，不料他大談和芝加哥黑道賭撲克的經驗，試想和黑道賭錢已是有趣的事，而他又是瞎子，所有亮出來的牌全靠人家告訴他，他自已暗的牌是什麼，也靠黑道上的人告訴他，他一口咬定黑道賭博其實並沒有騙局，其理由是他同時和誠實的朋友賭，發現兩者平均輸贏一樣，因此他和芝加哥那批黑道上的人賭了好幾年。
為什麼他後來洗手不幹呢？說來有趣，他有一次輕鬆地埋怨一句，說他有一位賭友不夠意思，賭輸了郤遲遲不還他錢，和他賭錢的道上人物立刻拍胸膛，保證替他將錢要回來，我的盲人朋友聽了以後，再也不敢和這些太講義氣的傢伙來往了。
現在看看我們國家是怎麼一回事﹖我發現我們整個社會都低估了殘障者的能力，因此如果孩子是個盲人，父母認為他如學到了一種謀生的技藝，已經是謝天謝地，我們負責這方面教育的啟聰啟明學校，也作如此想，所以唸了啟明啟聰學校的盲人學生，是不可能以後唸台大電機系或是台大資訊系的。
如果我們要改革，要從觀念改起，我們一定要使失明的年輕人能進入建中，或是一女中，和一般同學一齊生活，學一樣的課程，將來一樣地進入大學，和我們一樣地拿到學位。
可惜我們社會上有一批人真死腦筋，只要一點點小小的身體上的缺陷，常常就不能進入某種職業，比方說有一些師範學院拒收有色盲的人，理由是小學老師要帶小孩子過馬路，如果色盲，如何辨認紅綠燈？這種想法，使我國的殘障同胞吃了大虧。
我希望以後整個社會知道，事實証明盲人可以和我們一樣地唸大學，先進國家大學裡盲人比比皆是，也可以拿到博士學位，更可以在事業上做得很成功，我們不該設了很多障礙，使他們根本就進不了中學，更何況大學了，可是一方面我們要掃除這些障礙，一方面郤又不對殘障同胞太過於同情，因為太過於同情，事實上等於歧視，我們應該儘量鼓勵他們自行解決他們的問題，也只有這樣做，我們才是真正地幫助了殘障同學。
我過去在美國工作的地方，有一個替我們畫圖的部門，有一次我發現這個部門似乎比前安靜了好多，所有的工作人員都不開口講話，而用手語交談，一問之下，才知道他們來了一位聾子的畫圖員，大家就決定學習手語，久而久之養成了習慣，大家都用手語交談了，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，充份表示一個團體應該如何接納一位殘障同胞。
有一次我在紐西蘭街上看到了一位盲人，我好意問他，要不要我幫忙他過馬路，他笑笑說不必，然後他說聽你的口音，你是外鄉人，如果要找路，可以問他，我當時在找某一路公車，就乘機問他到那裡去找，在他的指點之下，順利地找到了。
我希望我們的小學，國中、高中以至於大學能夠毫無保留地接受盲人學生，使他們能像普通同學們一樣地接受教育，我也希望，我國的政府機關，不僅不要對殘障同胞的求職設限，而且要定下榜樣，主動地僱用殘障同胞。至於盲胞在工作以及學習環境中所可能遭遇的問題，政府不必擔心，因為我們應該有信心，那個環境中自然會有善心的人幫助他們解決問題，過度關心其實也是一種歧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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